中唐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不朽名篇。关于它的主题，历来争论颇多，至今没有一个定论。争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两种。  

   （一）爱情主题说。论者认为：《长恨歌》的前半段对李、杨爱情荒淫误国诚然有讽谕和不满，但这种讽谕和不满表现得并不显著。诗以主要篇幅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之间爱情的纯真性。前半段只是溯其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时，才写到他们往日的生活，作者有所不满，但也有所掩饰。（《六十年来国内〈长恨歌〉研究述要》，作者陈尚君，见于《文史知识》83年7期）  

   这一见解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长恨歌》对李、杨爱情不幸和给予的同情着墨甚多，情真意切，给人缠绵悱恻的感觉。然而“主情说”也有局限。  

   大家知道，自居易素来遵循“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一创作主张。而《长恨歌》所写李、杨悲剧发生在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之际，《长恨歌》又创作于公元806年冬，即唐宪宗元年。可见《长恨歌》所写为历史题材，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的。  

   再看作诗背景：公元806年诗人参加朝廷举行的科举考试，对策入等，却因“出言太直，不适宜在皇帝身边任职”而被委以（）屋县县尉。诗人因此发生“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的感慨。诗人是处在失志的苦闷心境下创作《长恨歌》的。  

   诗人失志时，社会现实又怎样呢？那藩镇割据的现实就不去谈了，单讲公元805年的“永贞革新”事件便使人不寒而；这年正月唐顺宗起用王叔文实行改革，八月革新失败，八司马出朝，顺宗被逼退位，不久被杀。公元806年的王叔文被杀于贬所。这些是诗人在帝京耳闻目睹的。  

   诗人怀着失志的苦闷，面对如此谈虎色变的现实，创作《长恨歌》不或明或暗，或远或近，或隐或显地反映“时事”和流露一点自己的感受，而去超尘出俗地歌咏“爱情的专一和坚贞”，未免有点不可想象。这不仅与诗人的创作主张矛盾，因此，说《长恨歌》主题纯粹是歌咏“专一和坚贞”的爱情似乎依据不足，也难以理解诗人的创作动机。  

   学术界对“主情说”历来历有异议。朱陈先生在《论〈长恨歌〉》（《合肥师院学报》60年1期）中谈到：“白居易维护封建道德，主张家长包办婚姻，反对自由恋爱，对‘艳色’存有戒心，对李、杨爱情来表达另外的思想。  

   （二）讽谕或暴露说。论者认为：“《长恨歌》首句点明主题，即主要是讽刺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和昏迷不悟，借以规劝宪宗不要重蹈覆辙。  

   诗展现了中唐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重在前半段的揭露和讽谕，主要不是甚至完全不是歌咏、赞颂李、杨爱情。（《六十年来国内〈长恨歌〉研究述要》作者陈尚君）  

   “主讽说”时显地抵牾了“主情说”，注重了作品的功利性。它强调《长恨歌》是“为时”而作，与诗人的创作主张一致。主讽论者还理性地分析了“孕育”《长恨歌》旨在“讽刺玄宗，规劝宪宗”则有些现象也难以解释。  

        然而，我认为，如果《长恨歌》旨在“讽刺玄宗，规劝宪宗”则有些现象也难以解释。  

   第一，作品的前半段是主要部分难以服人。      

   第二，取事剪材上同样如此。大家知道，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儿子寿王李帽之妃，经高力士搜求察访推荐给了玄宗。后来高力士精心安排，搞了一个掩人耳目的鬼把戏，27岁的玉环才由儿媳变为婆婆，作了60岁的唐玄宗的贵妃。这一丑事不仅在当时的诗篇中有所揭露，就连民间歌谣中也广泛流传开了。如果说诗人创作《长恨歌》旨在讽谕和暴露的话，诗人何不将此事揭露出来，其讽刺岂不痛快淋漓？然而诗人不仅没有揭露出来，反而尽力隐饰。我们不能不从这里窥视到《长恨歌》创作意图不在讽，至少能揣测诗人创作《长恨歌》时的情感是深沉复杂的。  

   第三，如果说《长恨歌》意在讽玄宗劝宪宗，也难以找到现实依据。翻开中唐历史：“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进一步扩大，以至权力出皇帝之上，“立君、废君、杀君如同儿戏”（《中国古代史纲》，北大出版社，李培浩编著）。前面谈唐顺宗在公元805年被逼退位，不久被宦官所杀。由宦官拥立起来的宪宗，名为“皇上”实则为“木偶”。诗人早已渴求借重“皇上”实现其“此天下心为心，百姓欲为欲”的仁政主张。然而当今皇上处于无足轻重的“听政”地位，被废、被杀的可能有随时均有。在这种现实下，诗人创作《长恨歌》，通过历史上的唐玄宗来“含沙射影”，规劝宪宗改恶从善吗？难道说这就是诗人的“禅补时阙”的“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吗？这谈得上诗人的什么“为君为臣”而作呢？因此，我认为诗人决不会对当朝“皇上”的受害、受挟没有同情，没有感慨，也决不会特此创作《长恨歌》来影射身不由己的宪宗，进而奢望他能扭转局势，重振天下，所以，《长恨歌》旨在讽谕是没有足够的现实依据的。  

   那么，《长恨歌》的主题怎样认识才较为恰当呢？我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借李、杨爱情不幸的叙写，感伤时代的不幸和个人的不幸。  

   首先，《长恨歌》是诗人在苦闷心境下创作的。诗人的这种苦闷是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带来的。诗人早年因“藩镇割据”，过着漂泊生活，接触了劳动人民，了解了人民的疾苦，心中便酝酿着大济苍生的“兼济之志”。入仕以后，曾认真分析时时弊，站在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仁政主张，希望皇帝“以天下心为心，百姓欲为欲”，才图在危机四伏的中唐实行改革，重振乾坤，挽救大唐日趋衰落的命运。这一政治主张，诗人在公元806年的对策制举考试中作了解具体系统阐述。但因“出言太直，不适宜在皇帝身边任职”，只在地方上当了县尉助手。为此诗人发出“一趋为走吏，尘土不开颜”，“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的感慨，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现实残酷，恶势力猖獗，有志者遭给，诗人虽挚着追求，但又无能为力变革现实，于是怀有感伤的情绪。  

诗人带着苦闷心情对民间广泛流传：毁誉并交的李、杨爱情故事进行反思染上了自己理想的悲剧色彩后，通过艺术加工创作了有异于民谣的诗篇《长恨歌》，诗人在民谣的基础上结合史事刻意创作了有浓厚时代悲剧色彩的感伤诗《长恨歌》。在诗人看来唐玄宗前期的盛世正是自己理想的象征，而李、杨的爱情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同时也是自己理想的悲剧。所以在作品中，诗人对李、杨爱情悲剧作了极力的渲染烘托。  

现在，我们再看诗人，在《长恨歌》中的苦闷和感伤。  

   《长恨歌》前一部分铺陈了帝妃的美妙爱情生活，同时又点明了其中致命的隐患。作品开头便刻画了一个“云花额”、“肤如凝脂”、“回眸一笑”能压倒三宫三千的绝代佳人，满足了“汉皇”思慕“倾人国”之求。诗人还从“温泉冷浴”、“春从春游”，“姐妹分封”，“史弟土”等到各个不同角度来烘托表现杨妃的美丽，和她所受的殊宠，勾勒出这个不同寻常的帝妃美妙的爱情生活。诗人竭力烘托这一美妙，令人如痴如醉。其实，诗人展示的这一艺术天地正是盛唐风采的象征，这下是唐太宗所开创的国泰民安的盛世的写照。诗人向往盛唐，因而为之尽量铺陈。同时又感慨其中致命的隐患，那就是“不早朝”，君天荒政，“娣妹史弟皆列土”，宠臣得势，割土分国，这样又怎么不发生“九重城阙烟尘土”使得代表盛唐的美妙帝妃生离死别，成为千千万万人为之流泪的悲剧。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大家一致赞同《长恨歌》所写的爱情是悲剧，并且赢得了历代读者的同情。那它被毁灭的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帝妃前期美妙爱情所代表的盛唐风采。  

   由此，我们看得出白居易对李、杨美妙爱情大肆铺陈、此兴，反复渲染，是为了表达诗人向往盛唐，怀念盛唐的情怀。  

        正是由于李、杨前期的美妙爱情含有盛唐风采，故诗人才以悲伤的笔调，写他们美妙爱情的破灭，并融入了当时的社会悲剧。贵妃花钿委地“后羽化升仙，同样是梨花一枝春带雨”，不减当年“天生丽质”，只是带着黯然神伤的泪容。特别是译音宗在马嵬和贵生离死别后，处处睹物思人，苦苦求索，悲怆的相思感应万物，两个挚着追求生死相爱的悲剧主人公被刻画得十分凄惨动人。对此我们试问，诗人没有经历其悲剧过程，为什么能描绘得这样细腻，悲切、动人，不能不说是诗人注入了自身的情感。“诗歌是强烈思想感情的流露”，诗人哪来这样真切的悲剧情感呢？上面已谈到：诗人处在危机四伏的中唐时代，处在顺宗被杀、“永贞事新”失败，自己理想破灭的时期，诗人正是把中唐的社会悲剧和个人的悲剧作为感受的主体，并把它物态化，对象化，从而赋予李、杨爱情以悲剧色彩，传导出诗人郁积的情感。所以，我们说《长恨歌》中悲剧人物形象的凄怆情感，多半是诗人的内心表露，是盛唐衰败的形象写照，是有现实依据的。  

        当我们沉浸在李、杨悲剧的气氛中时，还可以发现译音宗失妃后的处境。范里华在《他生未卜此生休》中谈到：玄宗由于已经失权于早已在灵武接位的儿子肃宗怕他复辟而受到软禁，身边没有一个旧官人，甚至“寝不自择”“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其中点缀着，白发的梨园弟子衰老阿监青娥，玄宗实为变相囚徒，通过景物描写透露了出来。（见于《中文自学指导》87年10期），诗人为什么会在作品中“透露”这一历史现象呢？我认为这除了能很好地烘托悲剧气氛外，还应看到：诗人创作《长恨歌》时，宪宗新立，被宦官挟持着，处境不妙。诗人借历史把这一事实表达出来，我们才从当年译音宗的处境中看到了宪宗的“影子”。诗人对这不幸的时代作了深沉的感慨。  

        所以，《长恨歌》感伤了李、杨爱情的不幸，感伤了盛唐的不幸同时也蕴含了诗人不幸的感伤。  

最后《长恨歌》赋予悲剧以神秘色彩，叙写了译音宗苦苦寻找贵妃，终于在“虚无缥渺间”找到了“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杨贵妃，并以“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回敬玄宗对爱情的赤诚，然最终还是未能如愿，以“长恨”无绝期了结。在此，我们不禁想到，白居易一向主张诗歌反映生活要真实，乃至“核实”，为何这里突然出现浪漫主义？怎样理解这一现象呢？  

        心理学家们认为：“艺术想象所以能够展开，在于想象主体在生活中有了某些积郁于胸的感受或情感（这些情感，感受都有一定的理性内容，它或来于现实的压抑，或来于理想的追求）需要发泄出来；其次，艺术想象的展开，总是相依着这些积郁于胸的感受和情感，由此才有艺术的‘理至、事至、情至之语’，或者说，艺术想象就是这些积郁于胸的感受和情感的意象表现。而这点用动力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即艺术想象是发泄心中郁积能量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通过相应的意象活动的满足”（《艺术心理学》18~19页）。借重这段话，便从这悲剧的浪漫主义长华中看到，诗人本质上是在为自己受压抑的理想追求在艺术世界中作意象表现，是在借与盛唐有密切关系的译音宗苦苦追求推动的美妙爱情来表现自己对理想的追求。诗人怀“兼济之志”苦苦求索，却落到一个县令助手的结局，大唐的危机局面一点得不到改变。这个人的不幸，时代的不幸给诗人强烈的感受和情感，渲泄在《长恨歌》中便是浪漫主义。  

        综上所述：《长恨歌》是诗人处在压抑和苦闷的心境时采用象征手法，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结合史事充分发挥联想，通过铺陈烘托李、杨爱情悲剧来感伤时代的不幸、个人的不幸，它是一曲怀念盛唐的“长恨歌”  

一句话，《和恨歌》是在中唐特定历史背景下创作的，它与中唐文学创作潮流密不可分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体现着这个创作潮流中大部分诗作的共同特点，抒写着感慨国运盛极而衰的共同主题，突出地反映了白居易在时代兴衰转变时期的感伤、凄凉之感。所谓‘长恨’，不仅仅是作者对李、杨悲剧的‘长恨’，更主要的是对统治阶级不能保持盛唐开元，天宝时期的兴盛，反而在盛世中纵情享乐招致家破国衰局面的‘长恨’是对一个全盛时代衰亡的‘长恨’（《〈长恨歌〉是一首什么样的歌？》见于《中国文化史之迷》第177页，学林出版社87年，第1辑）。  

        [注：此文获自贡市2002年中学语文教学论文二等奖]